漢文溪

        最近几天之内又有两位大师级的中国学者病逝——钱学森、贝时璋（分别是核物理学家和现代生物学家），联想到不久前去世的季羡林、任继愈等人文科学领域中公认的“大师”级学者，中国学术界似乎迎来了一个自然原因造成的群星陨落的“代际过渡期”。这一现象一方面让我们心中涌动着对上述杰出学者的悲情与崇敬，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对中国未来一代学者的成长及其前景充满了期待或忧虑——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学术精英来引领一个经济上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这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东亚地区与世界的将来。

        钱学森等杰出学者无疑是中华民族儿女中的优秀代表，同时也是中国一代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典范。这种一般性的评价恐怕是我们绝大部分国人都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两点：首先，这些学者都是在新中国建国（前）后回到祖国参与我国科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科学家学者。他们的爱国精神是值得无限崇敬的，而他们的学术研究水平当然至少也是与世界同步的（至少在回国时是如此）。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如果不是英年回到国内这一原因，他们（特别是那些自然科学家）本来可以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作为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显然是为了国家的建设而牺牲了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机会（尽管这种牺牲即使从个人一生成就的角度说也是值得的）。笔者想强调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可以成为真正的世界科学大师——就像诺奖获得者那样水准的科学家。

        其二，这些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学术成长虽然与我国的新式大学教育有着某些联系，但其主要的求学背景则大都是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事实凸显着我们新中国高等教育尴尬与窘迫的一面。而且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虽然可以借建国后的大量政治干扰来解释其间的人才青黄不接等事实，但却难以真正解释最近这些年来普通教育中存在着蔓延着一系列反科学、反创新的现象。甚至完全可以说，我们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发现和面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着的体制性弊端，而这些弊端在行政化与商业化趋势的共同促进下正在成为我国高校发展中的“毒瘤式症结”。它的最大后果就是严重妨碍中国一流世界性学者的培养与成长（虽然我们所谓的著名教授和学者甚至大师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对此，绝大多数学者都很清楚（钱老即使在医院里也对此非常清楚并一再叮嘱我们的总理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大部分具体层面上的管理者也都明白，但我们最高管理部门的结论却往往是问题基本上并不存在，至少远成绩大于缺点。

        归根结底，在笔者看来，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依然是一个行政指令下造就个别性所谓“大师”的体制。这其中虽然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虽然不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但在使用上应该是无可置疑的），比如像钱学森那样的杰出学者，但更多的是戴着官帽和揣着钱袋的伪“大师”，而且这一风气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并非不存在，关键是我们政府高层的政治意志和决心——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必须从培养个别“大师”转向培养各个学术领域中的普通“学者”，这不，据说我们的教育部长刚刚换人了，希望这只是众多必须步骤中的第一步。

发表于2009年11月01日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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